我的祖父桑兴家全国股票配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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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桑兴家，字桑田，生于1919年，1991年5月31日（农历四月十八）去世。我的曾祖父桑盛海，曾祖母姜文华，他们生有四子一女，四个儿子中二儿子和小儿子夭折，存活下来的有大儿子桑信家和三儿子桑兴家。女儿桑凤家，1947年嫁给石坝姚武郢胡德建。
我的祖母牛承荣（1920-2009），是邵岗牛洼队的大家闺秀，家庭条件也不错，1938年嫁给我祖父。我的父亲桑和敏1939年10月生，我的二姑桑和兰1943年生，三姑1947年生、四姑1949年生、五姑1951年生（这三个小姑姑都在1960年饿死），1955年生了叔爷桑和军。1958年奶奶还生有一个男孩，应该一两岁时候，奶奶带在身边，在外调抬塘修坝过程中，被冻饿死。1963年又生了老姑桑和鸣。
展开剩余95%解放前，祖父曾经担任保代表，有监督保长的权力。解放后，担任过大队财粮和下洼民办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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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年轻时候，长得是白白净净，帅帅气气，每天是穿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床铺更是叠的整整齐齐，一点灰尘都不能有，还不允许外人坐在他床上。鞋上有一点灰尘，都会弄纸擦掉，用嘴吹掉。祖父每次从外面回来，穿着高筒靴，走在秧田埂，生怕沾到一点泥。看着大爹大奶还有奶奶带着伙计忙栽秧，祖父是活脱脱的公子哥模样。我的女老太（曾祖母）一看到就会数落我的祖父说“兴家，你看你哥哥，一把泥巴一把灰，你来家也不帮你哥哥换换手”。祖父说“阿妈，你放心，就是我哪天保代表不干了，我就去做生意，也不会去栽秧干农活的。我从这边弄半边猪肉到南京，轻轻巧巧能赚三个猪钱，我做生意不是照样吃好喝好啊”。女老太说：“兴家，你就是学会羊角风，过河还不要钱呢”“你不要看学这些农活没有用，你学会了说不定哪天就会有用的”。祖父后来在生产队干活，时不时想起来就会后悔，那时候要是听上人的话，学会耕田啥的，也不至于现在这么为难。
祖父年轻时候的爱干净是出了名的。桑和金爹爹桑盛玉非常欣赏我祖父，每次拾粪的时候都会经过祖父家，“兴家可在，陪六大爷来两牌啊”。而且，一去的时候，桑盛玉都会往爹爹那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床上一躺。爹爹的床非常讲究，不允许别人坐，但是这时就是一肚子意见，也不敢说。我祖父经常和桑和金爹爹桑盛玉赌钱，一输钱，就跟祖父说“兴家，你不要要啊，我有钱就会给你的，你一上门要钱，我就又要跟你六娘吵架了”。
我的曾祖父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治家是有一套。他的想法是让我的堂祖父（桑信家）主内，专门带着伙计负责耕种庄稼，确保全家人的温饱，守好大本营和根据地；让我的祖父（桑兴家）主外，家里所有的事都不用操心，专门在外面搞好人际关系，结交更多的朋友，结交更多有权有势有地位的朋友。所以我祖父经常在外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打牌、吃喝，也经常慷慨解囊、大方助人。加上我的祖父那时又年轻帅气，能说会道，终于不负众望，在当时混的是风光无限。
大郢有一个国民党驻军的团长（连长），身上值钱的都输光了，爹爹上去说，你尽管来，要多少我给。连长很感激。有一次，祖父在明光赌钱，当时赌钱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有鬼子大队长，祖父毫不畏惧，队长输钱头上直冒汗，然后把盒子枪一掏，放在桌子上，再输钱这个就给你们了。祖父见好就收，让对方赢了几牌，开开心心地收场。当时好像是在姓曹的家赌钱的。
我曾祖父曾经跟我祖父说过：你赌钱可以，但一定不能跟不像样的人赌，必须跟有头有脸的人赌。你跟有头有脸的人赌钱，输多少我都给你，卖田卖地我都给你；要是跟不像样的人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回来我还要治你。所以，我祖父经常跟那些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上的、甚至是那些匪首赌钱，有次还跟鬼子大队长赌过钱，他从不畏惧，每次都能让人家输的开心，赢的开心，通过赌钱结识到了各路人物。祖父在外面的关系混的非常好，就打官司说，十场都能赢九场。祖父既有钱、又有关系，人又帅气豪爽，所以人家都乐于跟祖父交往，愿意给祖父办事，愿意替祖父帮忙。
解放前，我们家准备到明光卖粮食卖烟草。一天，我们家雇人拉了十几驴烟草到明光卖，经过上罗时被保安队全部查扣抢去。正好祖父随后赶到，质问保安队可看到赶着十几头驴烟草的人经过的。保安队长罗某明正好是祖父的朋友，客客气气地说：不好意思，不知道是您家的，那些烟草和人都被扣在这里，现在立马释放。涧西队姜其良父亲姜山，一次在明光用大头小头银元换零钱，被某保安队队员以扰乱公共秩序而殴打，非常气愤，回家时一脸不高兴，正好被祖父看到。祖父不服，立马拉着姜山，到明光讨个公道。到了明光，找到保安队长罗某明，把事情说了一遍，罗某明把保安队员全部召集一起，让姜山一一辨认，最后认出了那个打人的队员，罗某明让那个保安队员跪着向姜山道歉，从此以后，没人敢欺负姜山。
豆庄豆如喜这个人不务正业，在外面被徐字璐逮去当壮丁，没有通过我们这个保的同意，被抓走了。豆如喜就娘俩个过日子。他母亲哭哭啼啼找到保长我老太（曾祖父）。我老太让我祖父带了几条枪直奔区里。站岗的看到我祖父的派头和阵势也没敢阻拦，没有通报，直接奔到区里办公室进行交涉，质问为什么随便抓我们保的人。当时豆如喜就在区里，祖父没有费力直接就把人带了回来。豆如喜母亲给祖父下跪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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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人心惶惶，我的祖父非常害怕即将到来的不确定和改朝换代，因为我老太是保长，祖父又是国民党三青团员，而且担任过保代表。于是我祖父连夜跟随国民党74师跑到南京，准备乘船到台湾。身上钱带的不多，准备过江时，身上没钱了。去找姚善美，他也没钱。又找到姚善林，让姚善林回去帮筹钱，让我老太卖猪。
汤策安对老太说，不应该让我祖父到台湾，并写了封信给祖父，分析不能离开家乡的道理：一是因为我们家向来与人为善，老太虽然身为保长，但是没有人命债。二是祖父聪明过人，是家里的顶梁柱。祖父一走，把责任和风险全部让老太和老实巴交的大爹来承担，他们都是忠厚老实之人，不如祖父会混世，祖父一走，他们肯定要吃大亏、受大罪。三是我祖父虽然干过保代表，身上也没有人命案，除了吃喝玩乐，没干过啥坏事。四是当时曾经担任嘉山县长的胡坦带信让我的祖父留下来，保证他的安全。在南京渡口等待的祖父接到信后，眼泪都流下来，想想也是，自己享了一辈子福，到头来让自己吃了一辈子苦的父母亲和哥哥承担责任，于心不忍。祖父便决定留下来，跟一大家人一起面对未来的困难。
后来，在胡坦的关照之下，我老太和祖父因为没有人命债，没有做过恶事，只被判刑三个月，然后释放回家。当时许多作恶多端的人被抓后直接枪毙，在朱山郢那地方。所以，我们家算是幸运的，也是我老太多年来，积善行德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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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初期，国家因为长期的连年战乱，百废待兴，当时识字和有文化的人很少，祖父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大队财粮（解放初的“财粮”职务是指在中国解放初期，负责管理和征收全县财政和农业税的职位）。不久唐明礼羽翼丰满，取代了祖父的位置，任财粮会计，祖父被安排当上了下洼小学民办教师，时间大概在1952-1958年。祖父当时没有大的理想，低调做人，给什么职位就好好做，能有口饭吃就知足了。
我的祖父聪明过人，教书更加认真负责，二年级就开始教写毛笔字。祖父每个星期都会布置一篇作文，星期六下午就得交上来，星期日批改，星期一就发下去。那时候下洼小学的作文都用毛笔字写（那时钢笔刚开始用，但是用圆珠笔和沾水笔、铅笔的多），所以我们下洼小学1-4年级出去的学生，毛笔字写的非常好，而且教学水平也很高。下洼学校输送到青竹郢的五六年级学生素质非常好，据桑和金、唐明阳说，真正到青竹郢学校反而学不到什么东西，整天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当时的青竹郢学校校长好像是罗（卢）全修（可能是王祥任命的），没干多长时间又被运动逮起来了，他父亲是保长罗（卢）午生。下洼学校出来的学生，比青竹郢五六年级的学生都强，特别是毛笔字方面，青竹郢学生许多连毛笔还不会拿呢。
二姑小时候比较活泼，不愿意上学，祖父再打也不愿意上学，不愿意练书。上课是在我们家四间东厢房里教的，是祖父亲自教的。我们家门口有大院子，前面盖有大猪圈，于是就让二姑去放猪放牛。二姑情愿放猪放牛也不喜欢读书。我们村庄和附近庄子的许多小孩都跟祖父读过书。比如唐明阳、桑和秀等等。1955年左右，我们家有头大肥猪，老太对两个大孙子（大伯、我父亲）说，你们俩谁考上，这头猪就卖给谁读书。我父亲是最喜欢读书的那一个，而且一直勤奋好学，后来考取了公立潘村农中。
1958年各种运动开始，祖父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开始到处被批斗，民办教师也就干不成了，后来接踵而来的大饥荒，下洼小学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也就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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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礼当时是大队主办会计，他找到他弟弟唐明义，密谋趁祖父晚上去包咀送信时，半路上害死祖父，然后对外说是畏罪自杀。唐明义回家和家属岳学英一说，岳学英立马反对说，这都是家门口人，这缺德事情不能做，你把人家害了，人家子女能放过你吗，能不报复吗。当时岳学英就跑到南头告诉我的奶奶。我祖父和我大伯桑和云再也不愿意晚上送信了，而且白天送信也必须结伴而行。
唐明礼一心想批斗我们家，一直跟我们家过不去，我们家是富农成份，祖父被划为四类分子。过分的是，有一年，祖父和父亲一起被批斗，跪在唐道新家门口，刘邵山、唐明礼、赵发国等人在场主持批斗，但村里主要干部一个都没来。后被公社书记王祥发现并及时制止，他说“桑田他是富农，但是他的儿子不是富农，是富农子女，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你们不能打击面太宽了”。后来的公社书记黄守英也对下洼人说“富农子女不能随便斗，富农子女跟社员一样，没有我们党委的批准，不能斗，谁斗谁负责”。
由于村里派系斗争，不久，刘邵山家门也被封起来（因为是国民党逃兵的历史），唐明礼也被打成四类分子而遭批斗。赵发国下洼也呆不下去，青年团书记也不干了，赵郢人也不要他住了，跑到陆咀了。祖父和桑和云决定痛打落水狗，后来反打一耙，说唐明礼家属江耀南（跟大伯桑和云家属江耀忠还是堂亲关系）家是地主，唐明礼是三青团员，汤策安还出具证明材料。后来到盱眙调取档案，唐明礼确实是三青团员，而且是我祖父介绍入团的。最后，唐明礼被斗跑到波渠了，搬家的时候，一个帮他的人都没有，一个送他的人都没有。
祖父被批斗的年代，因为祖父人缘好，每到批斗的时候，村干部就让祖父去送信，或者让祖父去挑水，等水挑来了，那些人又三下五除二把水浪费完，又让祖父去挑水，等祖父再次把水挑来了，批斗已经结束了。这样祖父在每次的批斗中，都没有受什么折磨的苦，这样也避免了跪斗，变相地保护了我的祖父。1963年批斗祖父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出头，吃饭的时候还偷偷把碗里埋肉给祖父吃。那时候批斗，经常弄个虾须（网）套在头上，这叫戴高帽。批斗的地方在中郢、朱山郢、青竹郢、旧县等地，有时候上面劲头来了，半夜都被拖起来，拉到旧县去批斗。
解放前祖父喜欢玩纸牌，但是门口没人会玩，一般人都只会打麻将。王祥书记也喜欢打麻将，经常喊下洼劳模（桑成家）、王医师等人打麻将，有时也喊祖父。因为祖父是富农、四类分子，不要说打麻将，平时连看都不敢看。王祥胆子大，他就敢邀请我祖父去打麻将。有一次，我祖父小心翼翼地到了王祥家，说“我四类分子，你公社书记，怎么敢要我来打麻将的”。王祥说：腰直起来，胆子放大点，有事我负责。结果几个人尽兴地打了一天的麻将，而且祖父有好几年没打过麻将了，不是公社书记王祥邀请，无论如何也不敢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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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那三年大饥荒，下洼饿死了许多人，我们家更是饿死了八口人。祖父也是差一点饿死于那一场大饥荒，之所以能捡条命回来，还得感谢生命中的一些贵人。据大伯桑和会回忆，明光戴湾的有个戴家乐（音译）跟随路宣队到下洼，对我大伯和我祖父很好，有救命之恩。1960年某个时候，我祖父快要饿死，不能动了，正好被戴家乐看到，让我大伯到队里牵一头牛，把祖父驮到乡养老院（相当于医院，汤策安当时是副院长）去。大伯于是把祖父驮去，但是人家不接收，让回村里开证明。大伯跑到村里开证明，还被村干部嘲笑，你四类分子怎么能来开证明。唐明礼当时是会计，更不可能会给我们家开证明。戴家乐知道后，亲自跑到村里，质问村干部，他该死罪不该饿罪，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吧，今天你们必须开这个证明。路宣队权力还是不小的，村干部不敢不开证明。于是，我祖父被送到了养老院，每天好吃好喝，很快身体得到了康复。大伯对我祖父说，你就在里面呆着，等小麦收了以后再出来。祖父在养老院一直呆到了收小麦才出来，出来以后偶尔捡拾一点小麦留吃，就这被唐明礼发现了，唐明礼还会制止呵斥，祖父只好趁他不在的时候捡。
我的祖父在饥饿难耐的时候还曾经跑到汤策安家，坐那不走了。汤策安看到祖父落魄的样子，再也不是以前风流倜傥的公子哥桑田了，汤策安表现的略有嫌弃，但因为我们家对他有救命之恩，也不好说什么。祖父也顾不上那么多，一口气吃下三四碗饭，汤策安惊的眼眨眨的。1960年某一天，祖父饿的快要不行的时候，有一次牛泽平（大队书记）来了，跟联队队长卢淮贵说，“我跟你讲，你要把桑田饿死了，看我不把你打死”。牛泽平当时任藕塘大队书记，为人多行善事，跟祖父是同班同学，都曾师从于汤策安。后来的公社书记王祥也是汤策安的学生，在我们家上学，在六十年代那个困难时期，对我们家也一直照顾有加。 还有冯巷冯报恩的父亲，当时在村里负责育秧苗，每次下稻种都几百斤几百斤育苗。他跟我大伯说，抽空来偷偷给你弄点稻种去吃。于是大伯趁夜晚去弄了两斗稻谷回来，先放锅里炒干，再蹲锅门口捣碎，做点稀饭糊糊口。就这一点粮食都是能够度命的，可以让一家人至少多活个把月，所以这份情谊堪比金子还珍贵，特别是在那个年代。
1960年农历三月二十，桑和元的母亲也饿死了，全家就剩下他一个孤儿了。队里看他一个孤儿可怜，就让他看仓库。仓库就在我们家南头屋子，其实那个时候仓库没啥东西，就是一些种子。我的爹爹看到桑和元看管仓库，就喊“和元，我不行了，快要死了，救救我”。桑和元说，我怎么救你，我自己都没有吃。后来，桑和元就从仓库里舀一盆绿豆种，给我爹爹奶奶弄吃，自己也跟在后面一起吃，吃完再去舀。眼看着一袋绿豆种快吃完了，队长兼仓库保管员桑和义发现不对了，回报到村里，村里带信让桑和元到村里去一趟。桑和元吓得连夜出逃。
中郢的卢怀贵，人人都说非常坏，还狠毒，我们队里不少人因为偷点粮食吃，发现后都被他毒打，有的甚至打死。包咀队也有这个情况。所以，1980年左右，卢怀贵去世的时候，遭到全村许多人的唾弃，有的兴高采烈，有的还想上去踩几脚，更有的晚上出来直接把坟头掀掉。六十年代初，当时卢怀贵是联队队长，是党员。他家弟兄三个，跟我们家都很熟，老太曾经常帮助过他家，祖父也帮助过卢怀贵逃避抓壮丁。当时他家很穷，我们家对他家很好，所以虽然卢怀贵对村民狠毒，但对我们家客客气气，知道祖父没有吃，有时就喊我祖父去管吃个饱，随便吃。或许也是王祥书记和牛泽平村书记的指示起作用，卢怀贵不敢不听，所以后来对我们家有了适当的照顾。
1962年这一年土地分到户，我祖父不会耕田，我父亲才下学，也不会耕田，叔爷年龄小，大爹大奶都饿死了，家里没人耕田了。当时有个叫张卫华的，解放前认祖父做干爷的，给我们家扛枪帮工的，祖父就让他来临时帮耕田。谁知道这个人狡猾，一到耕田时候就说饿，吃饱喝足又说肚子疼，典型的不想干活。没办法，祖父让父亲开始学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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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和平大伯桑成家1958年左右是下洼队长，人称劳模队长，他说想在我们家柿树园盖房子，还能给我们家照看柿树。因为是队长，没办法，祖父当时就同意了，还给他们两棵柿树留吃。后来住时间长了，桑和平的老丈人（林乃丽的父亲）就想把柿树园据为己有。林乃丽家和桑祝庆家是亲戚，桑祝庆是苏巷区委书记。林乃丽家找到桑祝庆，遭到桑祝庆的拒绝。桑祝庆说这柿树园从来没有被没收，所有权还是桑兴家家的，队里只是征收，而不是没收，后来土改也没有改到这一块，所以还是桑兴家家的。当时的邵岗公社书记杨照平（林乃丽家和杨照平家也是亲戚）也顺着林乃丽、桑和平他们讲话，说他们在柿树园居住时间长了，应该属于桑和平家。后来祖父找到桑祝庆，桑祝庆又找到杨照平和村里书记王新仁，最终确认了我们家对柿树园的所有权，并丈量了四至边界，为我们家办理了林业权证书，时间是1981年。从这一年开始，队里把柿树园还给了我们家。桑和平家一门在柿树园一直居住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才全部搬出柿树园，搬到我们家稻场南边，盖了几间平房居住下来。
柿树园在解放后被队里征收的那段时间，村里每家的耕牛都会拴在柿树底下，因为柿树底下绿树成荫，夏天都有大片的阴凉。柿树虽然没人照管，但柿子长得很不错，本村的和邻村的许多人都会来偷，那时候有柿树的毕竟很少，像我们家有几十棵柿树的更少，所以显得稀罕。每年秋季柿子成熟的季节，队里会家家户户抽出人手摘柿子，然后每家每户都能分得几筐柿子。1981年，我们家收回以后，我们一大家经常挑柿子到津里、石坝、旧县、大郢、邵岗去卖。后来，祖父为了便于管理，出面将剩下的四十多棵柿树分到我们弟兄三家头上，我家得到10棵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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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祖父在生产队的时候，因为不会干农活，队里让他放猪。我小时候还跟祖父一起放过猪。有一次，走到朱山郢山头，路上遇到张广学（以前是县里农工部部长，跟祖父关系不好）。祖父老远就把篮子扣在头上，不让他认出来。结果还是被认出来，他一把抓住我祖父，质问“篮子扣头上干嘛？放老实点”。他回去以后，向五户大队反映这个问题，意思是不能让祖父那么清闲。于是队里不让我祖父放猪了，让我祖父栽秧干农活了。但是祖父一辈子没做过农活，受不了栽秧的苦。祖父跟桑和金说，让队长唐明义同意他去和田拐子泥，耕田不走他不走，人家十分工，我祖父就要八分工。桑和金买了两包烟，找到唐明义，他俩很熟。祖父碍于跟唐明礼的过节，所以不好直接跟唐明义说。桑和金讲了这事以后，唐明义就同意了，而且说人家十分工，我祖父也是十分工。祖父听了很高兴。后来人家拔秧把什么的一晚都能挣七八十工分，八九十工分，我祖父一天就十工分，奶奶经常数落祖父。祖父心里有点不平衡，就让桑和金从中间说说，往中等工分靠。
唐明阳母亲说儿媳妇姜其芳有黄病（肝炎），肯定不能生。有一次汤策安从南边看病回来，遇到我的祖父，祖父让汤先生给姜其芳看病。因为姜其芳是祖父的表侄女，我们女老太姓姜，是姜其芳的姑奶。汤先生给姜其芳抓了点中药，很快就吃好了。
以前桑和宽母亲和祖父因为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吵架打架，用粪箕子打，我祖父说“我哪个罪都能受，就是不能受你罪。”。祖父的意思是我们一家对桑和宽家有救命之恩，成就了他们一家人，还给他们三间房子住，到头来不但不领情还处处跟我们家斤斤计较。桑和宽母亲却说“你受我们罪啊，我们家给你家当一辈子奴才”。我记得，桑和宽家和我们家就因为鸡生蛋事情不知道争吵多少回，后来祖父劝我父亲，搬到后面重新盖房子。1980年左右，我们家搬到后面新房子居住，南头的老房子就荒废了，后来桑和宽家就在上面种菜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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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解放前可以算是活的比较潇洒，从来不干农活，在外面吃喝玩乐，结交朋友，从来不会为了钱发愁。作为保代表，到哪也是威风，后面经常跟几个扛枪的。解放后，祖父算是低调了许多，除了那三年大饥荒，其他的日子祖父也是过的挺不错的。祖父到老一直都是不会干农活，一直都爱打牌打麻将，一直都爱在外面交朋结友。
祖父一生善良，从没有做过什么坑人害人的坏事。每次外地讨饭来的时候，祖父都会热情招待，有时候还喊回家坐下来慢慢吃，临走还会送些粮食。这方面，父亲也是跟祖父一样，乐善好施。每次讨饭走的时候，父亲都要再舀点粮食给人家，我都会攥着口袋口不准再舀粮食给要饭的，我说：我们自己都没有粮食吃，怎么还能给人家呢，而且给他饭吃已经够好了，不能再给粮食了。
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们小孩都怕奶奶、怕叔爷、怕老姑，唯独都不怕祖父。祖父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只要祖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们小孩都敢去要点小麦面饼吃，有时候祖父还会怀揣小麦饼到后面偷偷给我们吃，一般都不会让奶奶他们知道。小时候，祖父家四个都是劳动力，挣的工分多，忙田比我们家能忙，吃的条件比我们好。我们家就父母两个劳动力，而且四个小孩都饭量很大，都能吃，所以每每粮食显得捉襟见肘，有时候要靠祖父出去借，或者父亲亲自到南边二姑家弄一点维持。那场景印象很深，每次饿的想吃小麦饼的时候，都会跑到南头，然后顺着墙跟一点一点往前探头探脑，只要看到老姑和叔爷在，立马扭头就跑。看到祖父在或者祖母在的时候，都会不怎么怕，都会进去乖乖地等着分一点小麦饼拿回家吃。
记得小时候，我还跟祖父一起睡过觉，好像是下霜了的季节，天气已经开始寒冷了，第二天天一亮就踏着满地白霜，跑回家。那会，我的小姐估计有六七岁，在祖父家偷过祖父放在床头的五块钱，其实我也看到了五块钱，但是我没拿。我小时候脚被火烧伤，很长时间不能行走，祖父也经常背我抱我，喊小朋友过来陪我玩。每年过年上坟都是祖父带我们弟兄几个，向我们介绍这个坟是男老祖宗男老太，那个坟是女老祖宗女老太，那时候我们很小，怎么也分不清哪个对哪个，称呼也搞不清，直到这几年，我通过家谱才理清了所有的关系。
有一次，我在我们家稻场边和豆小燕等几个小孩玩耍，小燕问我要铁弹弓玩，我就试着地从空中扔了过去，恰巧就砸在小燕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当时祖父就在稻场上，看到此情景，上来就打了我一下，实际上是轻轻地打，可能也是唯一一次打我，也没怎么舍得训我。我非常害怕，不知道小燕被我砸的怎么样了。后来，大人带着小燕去涧西医生处包扎，没有大问题，我才放心。
祖父喜欢在外结交朋友，特别是明光的一些朋友，祖父都经常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过去。但是，我奶奶是非常计较的，经常训祖父，抱怨祖父从来不忙庄稼，还整天回来带农产品去送人。只要奶奶在家，没有特殊的理由，一般都是不给的。所以，祖父就很为难，往往就会跑到我们家，问我的父母要，强调说他维持的这些亲戚朋友关系都是为了将来大孙子长大了能用得上，我的母亲一般都会多少给些。现在我是理解祖父当年的良苦用心，没有我祖父维持的那些关系，就没有他孙子我今天的好工作。祖父为了带些农产品送人，经常跟奶奶吵，同时又怕奶奶，当不了奶奶的家，只能偷偷摸摸弄点或者凑点粮食特产送人。奶奶不能理解祖父的用意，只说祖父这是败家。
祖父平时是很少喝酒，偶尔抽烟。我对祖父的印象是，祖父除了农忙时候，一般很少在家，不是在外面打麻将，就是在去打麻将的路上。父亲老年时候跟祖父一模一样，不是在打麻将，就是在去打麻将的路上。祖父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或者说是很少看到他发脾气。有一次，祖父跟我父亲吵架，好像是因为来要粮食送人，可能我们家也没有多少，就没有给。祖父发脾气，跟父亲吵起来，祖父拿个刀就要砍我父亲，我父亲也犟，“你砍吧，砍吧，给你砍”。祖父举着个刀，就咋咋呼呼吓唬我父亲，但是可把我们小孩吓坏了，我们正吃着晚饭，四个小孩都不吃饭了，都大声地哭了起来，个个都吓的不知道怎么办。待会，祖父回去了，老姑他们都来了，笑着安慰我们“没事，没事”，才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有了点宽慰，哭哭啼啼地又吃起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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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中考的那一年（1989年5、6月份），平时成绩优异的我没有考好，本来对我抱着很大希望的祖父也是很失望，但是在我面前没有表现出来，还是非常和蔼，带着我找到邵岗中学的陈光照去要求查分，然后又带着我跑这跑那。时隔几个月，好像就是在1989年下半年，祖父被查出来胃癌，那个时候医术还不够先进，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家人就为祖父选择了保守治疗，在家喝点中药，每天都由奶奶精心照料。我那个时候16岁，在嘉中上学，对祖父患病并没有太多的概念。放寒假回来，包括1990年的一年，看到祖父能走能动的，感觉祖父就不像患有胃癌的人，我都以为祖父是不是已经康复了，或者是检查错误，祖父根本就没有病。所以见到祖父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亲切或者依依不舍的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念的感觉，更没有想到有一天祖父要离我而去的感觉，或许那时候只知道学习，啥也不懂，也或许是那时候我比较幼稚，对生老病死没有什么概念。
1991年5月左右，江淮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嘉中学校也被淹了，我住的寝室也进水了，明光城区也被淹了。学校通知我们提前放暑假了，我们学生都各回各家，而且是步跑回家，那时已经不通车了。到苏巷这边，公路就被淹没了，我们好像是鞋子脱了趟过去的。回到家，看到祖父已经躺在椅子上，面无表情的看着我们，大伯在旁边用扇子扇风。祖父跟1990年相比明显虚弱多了，已经没有力气行走了，躺在椅子上，很少说话，可能也是没有力气说话。父亲很少出现在祖父身边，一直都是大伯陪在身边，据说是父亲胆子小，害怕。这时候放暑假了，太平乡的某女孩因为那边发大水，也临时搬到我们这边居住。情窦初开的我，一眼就喜欢上她，她比我小四岁，那个暑假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在一起玩耍说话，而且我们经常都是一起出现在祖父面前，蹲在院子里玩闹。那时，我没有想过祖父的痛苦，没有考虑到祖父即将离我们而去，幼稚的我什么也不懂，一点也不觉得怕，也不知道陪祖父说说话，只知道玩耍。祖父在我们面前一直都是面无表情和蔼地看着我们玩耍，从没有表现出什么痛苦的表情，所以我们一群小孩也从没有感觉到害怕。
直到有一天，好像1991年5月30日，祖父去世的前一天，祖父突然对我们说想吃西瓜了，这个时候农村西瓜都还没有成熟，只能到明光才能买到。因为我在明光上学，祖父和家人们就让我去明光买西瓜。我坐车去了明光县城，这个时候已经有外面的早西瓜上市了。我买了西瓜，高高兴兴地回来，以为祖父能有胃口吃了，说不定祖父的病又有了好转。谁知道到家，祖父就尝一口，然后就说不想吃，吃不下去，打开的西瓜然后分给我们几个小孩吃了。第二天，老姑还让我们去祖父那看看，说祖父随时都可能不行了。我们吃过饭都到祖父家坐着，老姑说家里的水缸没有水了，让我去下场唐明阳家那里挑点水来。我十六七岁了，有的是力气，就去下面那压水井挑水。谁知道，等我挑完水回来，祖父已经去世了，只听到一大家人痛哭的声音，我后悔早知道不去挑水了，见见祖父最后一面。
接着，就是安排祖父的丧事，找自己家的几个兄弟表兄弟去买菜，那时候洪水很大，往大郢去的涧沟已经淹到了，乔塘下面都是水，到处都是哗啦啦的流水声，走路买菜都要经过王厂中郢的道路。没有安排我什么事，桑和银三爷和桑和元老爷让我陪他们去包咀去附近村庄报丧和请人来帮事，每到一处，叔爷都会让我先磕头，然后安排人家事情，这样人家无论家里有什么借口和事情，都不好推辞。那个时候还没有火葬，祖父被土葬在涧沟那边，跟祖父的祖父桑沅名（祖父属于南头这一支，因为曾祖父是过继到南头桑沅名的支下），还有老祖宗桑荣廷葬在一排。2014年下洼开始改田（土地整治，小田变大田），屋脊地的老坟和我们家在涧沟这边的祖父坟地都迁往下洼山头重新安葬。我们家老坟地，只有祖父的坟迁出来，另外几个祖坟（桑沅名、桑荣廷、桑荣廷之妻牛氏等）都没有动，而是被推土机平推成田，这也是父亲和大伯他们的意思。2024年清明节，我们庆字辈一起给我们涧沟的老祖宗坟地在原址上立了碑，以期后辈永远记忆。
一九九一年那一年对下洼来说是极为不幸的一年。下洼之前很久都没有人去世，但在那一年同时去世了四个，一个是我祖父，一个是后面桑和齐，还有一个是桑和齐大儿子桑树庆，还有一个是桑文家（桑和平父亲）老来得子得来的儿子被大水淹死了。1991年是农历辛未羊年，对下洼人来说是灾年。
转眼祖父去世已经三十三年了，父亲也去世有五年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世事无常，过眼烟云，“庭树不知人已去，春来还发旧时花”，“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当年还是少年的我如今已经年过五十，每每想起往事，想起祖父的点点滴滴，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很是伤心感慨。此地曾是笑语盈门，而今已是人去空空，回首间，只余寂寥无声。如今才想起来，为我的祖父写点什么，记录点什么，可惜那个时候，一切都很落后，影像资料很少，凭着模糊的一点记忆才写出来这点。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殊不知岁月匆匆，旧梦难寻踪。
桑 春 庆
2024年12月29日（稿）全国股票配资公司
发布于：安徽省